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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紅樓修文物》:傳統價值的網絡表達與現代確認

    时间:2020-06-09     作者:桫欏【转载】   来自:中國藝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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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文學在網絡時代的新變,網絡文學因為技術和資本的介入而產生了與傳統文學不同的生成機制和審美特質,消遣和娛樂功能也在文學的復合功能中被突出出來。雖然商業性成為網絡文學的重要屬性,但這并不等于說網絡文學“沒文化” 。就題材而論,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自始至終都是網絡小說建立虛構世界的結構性元素和重要表現內容,這無疑為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探索了新的路徑, 《后宮·甄嬛傳》《燕云臺》 《慶余年》等爆款作品均是如此。在這其中, 《我在紅樓修文物》 (作者為安靜的九喬)是一部與古典名著《紅樓夢》有著同人關系的小說,這部深受讀者喜愛的作品采用“穿越+歷史”的敘事模式和世界設定,不僅充滿文化意味,讓讀者感受到了網絡文學負有的弘揚傳統文化的責任感,更以洗練的文字、奇巧的構思、扎實的敘事品質和精致化的文本相貌呈現出獨特的韻致,成為這一類型中的代表性作品。

      《我在紅樓修文物》描寫從事文物修復工作的工藝美術研究員石詠穿越來到《紅樓夢》的世界里,依靠精湛的手藝修復了一件又一件價值不菲的古代工藝品。誰知文物們竟紛紛化身為著名歷史人物,開口指點石詠,使他得以努力擺脫一窮二白的窘境,遠離宿命悲劇。面對錯綜復雜的宮廷權力斗爭,石詠嚴守初心,守住了家人和友情,并且找到了一條通往海外新世界的道路。區別于“架空歷史”書寫中穿越之后缺乏具體的歷史時代作為參照系,這部“穿越歷史”的作品使人物的前世記憶與當世身份形成文化錯位,時空異轉和身份沖突除了增加故事的趣味性,更成為展示歷史理性與主體情感關系的有效空間,從而形成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對峙和對話,不同時代的文化交鋒成為小說重要的看點。

      小說對人物行動的描寫和主體意識的闡發,沿著一條貫穿全書的文化脈絡進行,即對傳統價值的確認及其現代闡釋,這一方法很好地打通了歷史和現實之間的意義通道,有效地解決了不同歷史時期的道德和價值差異問題,以文學的方式建構起一座中華文化綿延更迭的精妙模型。作品借人物所傳遞出的精神內涵,是以傳統儒家思想為核心的。石詠、石大娘等人始終以傳統倫理道德和文化觀念作為自己的行事準則,在紛紜復雜的生活境遇中堅守著自我信念,其價值標準主要取自儒家傳統思想,他們的形象基本上是作者以儒家傳統人格為參照系描畫的。但作者并未將傳統倫理道德本質化,而是在與時代互動中不斷調適內容,在人物生活的當世得到新的建構和解釋。

      在小說中,傳統價值在兩個方向上獲得現代意義,一是向后的方向,即與石詠的穿越方向相符,從現代穿越回清朝,這意味著現代意識將要在歷史空域中與傳統價值交鋒,雖然作者試圖通過更多生活化的書寫來降低石詠觀察新世界的視點高度,以便獲得更高程度的真實感和親切感,但是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其中的批判性意味。除了穿越后靈魂剛剛醒來時的懵懂外,石詠對人生、職業甚至外交、內政這些經國大事都不曾感到過迷茫,仿佛對新生活的一切都成竹在胸。這份自信來自現代靈魂才具有的理性精神——在理性目光的審視下,前世靈魂所堅守的時代價值表現出與歷史傳統的高度一致性,顯示儒家傳統倫理和道德觀念在當代社會中仍然居于主導地位,確證了優秀傳統文化不可替代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傳統價值還在面向未來的方向上獲得意義。所謂“清穿” ,不一定全是從現代穿越回清代,還包括了從更遠的朝代向前穿越到清代的情況。若以時間和穿越主體的感受而論,前一種穿越我們稱為“穿越歷史” ,而后一種情況或可稱作“穿越未來” ——小說里武皇寶鏡中的靈魂穿越到清代,與“賈寶玉坐潛水艇”之類的情節并無實質區別。歷史傳統在“未來”社會中的價值,反映的則是由風俗史折射出的思想史和道德史的變遷過程。例如通過武皇寶鏡的靈魂感受到當下與唐代生活的差別,風俗的嬗變實際上反映了封建禮教對人的禁錮呈現逐步加強的趨勢。在石詠這副現代意識養成的頭腦來看,寶鏡的靈魂由中古穿越來到近古,其對現實秩序的質疑和反叛隱含著反思意識;這與石詠從現代世界進入歷史之后為了生存而權宜從事的做法異曲同工,他們的精神世界里有著超越時空的價值和意義堅守。

      此外,小說對歷史所做的現代化闡釋,也通過將現代生活觀念和智慧成果嫁接到歷史空間中來實現。穿越是幻想的事件,小說中設置了超越清代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科幻情節。例如石詠引導十三爺采購西方機芯大規模生產和銷售國產自鳴鐘;十三爺對海外貿易心存疑慮,石詠即用現代經濟常識來為他解疑釋惑。除了在精神世界和倫理道德層面上去考量傳統價值與現代的一致性,作者也并未放棄對俗世生活的批判。當石詠在街頭接住二兩銀子的喜錢時,剛剛經歷了母親被逼債遭遇的他“……望著手中的荷包發怔:‘這個世界,有人為了二兩銀子被借貸的喝血,有人卻將二兩銀當做喜錢,在街面上隨意拋撒。 ’ ”善良與美好固然可以長存,但人性中的惡德和惡行也常與之相伴,不僅小說中的冷子興、趙齡石這類為貪圖利益不惜泯滅正義、遺棄孝親的行為為之增加了籌碼,即便在當代社會中亦不乏其例,人間的不公和不平同樣跨越時空。

      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最重要的區別在于不同的審美表達上。資本對文學的干預,正是在網絡媒介使人對愿望的想象和表達變得容易之后才發生的——顯然,小說與現實的接口不能只滿足私人的愿望達成,也必須要有與社會的銜接和溝通——因為要確認意義和價值,網絡小說就不能不討論與傳統文學相似的主題——而人物的愿望必須統合到情感之中與社會發生關系,在現實中達成愿望才會變得合情理和有價值。湯哲聲在總結中國當代通俗小說時說:“說故事,寫人物,一方面符合中華民族傳統的閱讀習慣,另一方面也表現出現代中國所需要的生活的深度思考。 ”這也意味著,作為網絡時代的通俗文學,網絡小說并非不討論那些“重大問題” ,只是討論的方式變得更加形象化和通俗化,是附帶在愿望之中傳遞給讀者的。 《我在紅樓修文物》中那些潛隱在人物和故事中的傳統文化,正是在潤物無聲中對社會發生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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